古代是一个人治的社会，皇帝为了拉拢臣子，保证臣下的人对自己的忠心，巩固自己的统治，将一些带有奖赏和盟约性质的凭证发给自己的功臣和忠臣，以示宠幸，这些凭证类似于现代普遍流行的勋章(或奖章)，只不过其形制稍有不同内涵较为宽泛。其中有一部分凭证尤为特殊，皇帝为了表彰一些功臣的杰出贡献，它上面的文字主要著录受赐者的显赫功勋，颂其美德，是镌刻在铁制的器物之上，赋予了功臣所在家族以后犯下杀身之罪时，可免去刑责，这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通过授予一定凭证来体现，起到向全社会的公示作用，这种凭证，就是大名鼎鼎的丹书铁券。

读过《水浒》的人，都知道“小旋风”柴进有一件护身护家的宝贝，名叫“誓书铁券”。

“你不知！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，姓柴，名进，此间称为柴大官人，江湖上都唤做‘小旋风’。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，自陈桥让位，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‘ 誓书铁券’，无人敢欺负他。”（第七十一回）第五十二回，写柴进被知府高廉抓进衙门，柴进说：“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后，家间有先朝太祖‘誓书铁券’。”此回的另一处，则称之为“丹书铁券”。

这样一块护身的“宝贝”，因为其具有免死的特权，所以民间又把丹书铁券称作是“免死金牌”。连死罪都能免，更何况其它的法律呢？因此，丹书铁券除了为持有者带来无上荣光的同时，也带来了许多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隐形特权。

我国古代“丹书铁券”制度始于汉代。据史料载，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后，为巩固统治笼络功臣，颁给元勋“丹书铁券”作为褒奖。刘邦建立了汉王朝后，“命萧何次律令，韩信申军法，张苍定章程，叔孙通帛礼仪；又与功臣剖符作誓，丹书、铁契、金匮、石室，藏于宗庙”，这是有关丹书铁券的最早记载。其中的“符”也就是通常所说的“契”，即皇帝与功臣、重臣之间信守的凭证。“丹书、铁契、金匮、石室”，即以铁为契，以丹书之，以金为匮，以石为室，将皇帝与功臣、重臣的信誓用丹砂写在“铁券”上，装进金匮藏于用石建成的宗庙内，以示郑重和保证“铁券”安全。辨法正道 古代法律 传统文化 南京国学研究会 官方网址：http://www.njgx.org/

铁券的出现决不是孤立偶然的因素，而是有它的渊源和原因。

铁券具有盟誓信诺性质，因而铁券的出现与古代的盟誓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所谓盟誓，是指人们用言辞共相约束。盟誓由来已久，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，那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，人们对自然、生命等认识有限，人们产生了灵魂不灭、万物有灵的原始世界观。对神灵和祖先的崇拜，使盟誓的存在有了思想基础。与盟者向神灵祖先祷告、订约，并发誓遵守。利用鬼神的威力加强盟誓的双方的约束力。《诗·卫风·氓》中云“信誓旦旦”。在盟誓的过程中司盟或诅祝要撰写盟誓的言辞，即“载辞”，并将盟辞记于简册上，作为凭证。之后，“既盟则贰之。”可见，盟誓的载书有两份，一份作为存档的副本收藏保存，以后若有纠纷，以为凭据。另一份埋于地下或沉于河中。盟誓虽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产物，但其实质是为统治者政治服务的。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中央权威、维护社会稳定起到积极的政治作用，所以，盟誓制度一直被后世沿袭。铁券是盟誓制度演变的一种新形式，丹书铁券作为盟誓制度的文化载体之一，同样也是分为两部分，受券人与朝廷各执一半。

铁券自肇始后，名称亦有所不同。西汉时，称之为“丹书铁契”，也称之为“符”。史载：“迹汉功臣，亦皆割（剖）符世爵，受山河之誓。”《汉书·高帝纪》载，“甲申，始剖符封功臣曹参等为通侯。”从“铁契”这个名词来看，体现了很明显的盟誓契约性质。而将铁券称之为“符”，也是侧重于铁券作为盟誓信物的特征。可见，在西汉初期，“丹书铁契”和“符”称法上虽有不同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。

东汉时已称之为“丹书铁券”了。东汉初，博士祭遵给东汉光武帝刘秀上疏中说：“昔高祖大圣，深见远虑，班爵割地，余下分功，著录勋臣，颂其德美……丹书铁券，传于无穷。”从这段材料推测“丹书铁券”最晚在西汉末就已经出现了。这种名称自出现便深入人心，一直延续至今。

在“铁券”诞生之初，还无免罪和免死等许诺，仅作为一种加官进爵、封侯纳妾的凭证。获赐铁券的功臣及其子孙常因细故获罪，直至被处死。

南北朝至隋唐时期，北魏孝文帝颁发给皇室宗室、亲近大臣的“铁券”是作为护身防家之用。南朝的宋、齐、梁、陈四代，颁发“铁券”已较为普遍。隋唐以后，颁发“铁券”已成常制，凡开国元勋、中兴功臣以及少数民族首领皆赐予“铁券”，也给宠宦、宦官颁发“铁券”。到宋、元、明时期，“铁券”颁赐逐渐趋于完备。

现今玉存的五代吴越王钱谬的铁券最为珍贵。它是唐昭宗李哗乾宁四年赐给镇海、镇东两军节度使钱谬的,以奖赏他打败董昌保全浙江的功劳。辨法正道 古代法律 传统文化 南京国学研究会 官方网址：http://www.njgx.org/

钱鏐，唐末临安人，刚出生时，因为相貌异常丑陋，父母就想把他丢到井里淹死。婆婆心中不忍，就把他救了下来，因此，人们平日都叫他“婆留”。直至发迹后才改名与“留”同音的“鏐”，叫作钱鏐，钱鏐年轻时以贩私盐为生，后来吃粮当兵，由于打仗十分勇敢，逐渐做了将领，并且越做越大。先后败王郢，破黄巢，平刘汉宏，擒董昌，战功赫赫。唐昭宗乾宁四年（897）封他为镇海、镇东两节度使，并赐以铁券。券上刻唐昭宗的诏书，诏书全文共333字，全部用黄金镶嵌。诏文主要褒奖钱鏐削平那个自称罗平国王的威胜军节度使董昌，称赞他“披攘凶渠，荡定江表。忠以卫社稷，惠以福生灵。……志奖王室，绩冠侯藩。”

钱鏐本来是董昌麾下的一员骁将，董昌僭称尊号，封他为两浙都将，而钱鏐并没有接受董昌的“伪命”，却反戈一击，擒董以献朝廷。唐朝到了昭宗的手里，基本上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候了，地方藩镇的势力远远大于朝廷的势力，真正听朝廷指挥的藩镇实在少得可怜，昭宗已成了一个挂牌子的皇帝。因此，钱鏐的这一举措使他高兴得不得了。他要把钱鏐当作一个榜样树立起来，诏书中称许钱氏的话真有些“热情洋溢”。有一段话，意思是说，我赐给你这枚刻着金字的铁券，向你宣誓保证:哪怕长江、大河有干涸得像带子那么宽的时候，泰山、华山有变得只有拳头一样大的日子，但我却永记你的功绩，使你们钱氏一家世袭荣宠，永保富贵。今后如果你自身犯了大罪，可以免除九死；子孙犯罪，可以免除三死。若是犯了一般的罪行，有关部门不得追究。难怪当钱鏐接受这个铁券时，被感动得哭了起来，说道:“我才46岁，就受皇上如此厚赏，恩重难报啊！”并以此谆谆教导自己的子孙:“要谨当日慎一日，诫子诫孙；不敢因此而累恩，不敢因此而贾祸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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